技術決定戰術進而塑造戰爭形態，智能化技術孕育智能化戰爭，智能化戰爭呼喚智能化指揮決策。指揮決策活動只有主動適應并滿足不同時代戰爭形態的發展變化需要，才能發揮出“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功效。

指揮關系上下“互換”

互換，指方向、位置、角色的對調?，F代戰爭中，指揮關系不是一成不變、不可更改的，而是隨著作戰需要不斷調整變化的。

首先，指揮員與戰斗員“同階等能”。智能化戰場上，戰略、戰役、戰術界限趨近模糊，一次小型的戰斗甚至是單兵戰術行動都可能關乎戰役、戰略全局，從而使一個士兵或一個班組成為與一名指揮員所能創造的價值趨近相等。同時，由于信息網絡高度發達帶來的信息雙向互動優勢使指揮鏈縮短，指揮員與戰斗員之間往往是“垂直式”或“直達式”的指揮關系，甚至有可能會出現指揮員參與戰斗、戰斗員參與指揮決策的新局面，從而打破傳統的由上至下的指揮與被指揮、決策主體與決策對象的二元對立關系，重新形成一個“地位平等”的指揮員與戰斗員的等能、互換關系。譬如，在追捕本·拉登的“海神之矛”行動中，擔任行動指揮官的是時任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司令麥克雷文；而在美軍遠程獵殺伊朗革命衛隊總指揮蘇萊曼尼時，則是由普通操控手以人在回路的方式監視控制MQ-9“死神”無人機完成的。

其次，指揮鏈前端末端“互換位置”?，F代戰爭行動也許不再由指揮員事前計劃、預先部署、按部就班地進行，而是由居于一線的有人或無人載體根據作戰需要或態勢變化采取實時動態地決策，自主同步地規劃行動方案，并明確相應的作戰行動條件，后方指揮員按照一線戰斗員所提供的作戰方案給予相應保障，包括情報需求、火力支援、行動策應與物資保障等，以適應瞬息萬變的戰場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指揮鏈前端末端“對調”進而形成指揮關系上下“互換”，“讓聽得見炮聲的人呼喚炮火”，由前方調動后方，下級引導上級，從而實現科學決策、聯動支持、精準釋能。據悉，美軍在阿富汗執行戰斗任務時，通常都是由前線特種作戰小組根據所發現敵人的數量、位置、裝備等情況快速形成作戰方案，向后方直接下達作戰命令，指揮部根據前方指令派出飛機或導彈對目標區域進行火力覆蓋，特種部隊在獲得支持后將敵人最終消滅并評估戰果。

決策主體人機“互擬”

“互擬”是指人與機器互相模仿。眾所周知，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是人類進行技術革命的基本動因之一，無論是游獵時代古人開創石器技術制造工具、農工時代人類發明冶煉金屬、火藥、蒸汽機、電氣等技術，還是信息時代出現的互聯網等新事物，無不證明科學技術的發展史就是人類孜孜以求地尋求“行動替身”的進步史。在指揮決策領域，人類通過發明新技術、創造新工具，使工具由部分進而完全地成為人的“職能替身”和“行動替身”，促使決策主體由單一的人腦結構轉變為“人腦+機腦”的融合式結構，形成人與機器的“互擬”形態。

一方面，主導決策的人類向“類機”方向增強。人類在推進工具信息化過程的同時，也在推進人類自身的信息化，從這個意義來說，智能化戰爭將是“全息化”戰爭。當前，腦科學、數字孿生、生物智能以及芯片技術正在合力促進人類社會由碳基向硅基轉變，腦機接口、腦對腦移植、會聚技術等新興科學研究將有望實現人腦與機腦的功能同質化，人類的意識能夠復制給機器，也可以將機器中海量的信息、知識、算法轉移給人類，從內部改善人類自身的機理和機能，從外部提升人類生存的空間和境遇，使人類沖破固有的思維與理性枷鎖，完全擺脫生理與物理局限成為超越機器同時也超越人類自身的“超”人類。據悉，俄羅斯科研團隊在莫斯科舉辦的“全球未來2045年國際會議”上公布了一項在人類與機器人之間進行“腦移植”的創造性研究計劃，英國科學家曾宣稱已經研制出可以讓人類進行“腦對腦交流”的系統。

另一方面，輔助決策的機器向“類人”方向同化。雖然戰爭的史詩一直是在人類語境下、以人類為主人公、由人類抒寫，但是隨著人工智能技術不斷取得進展，作戰主體多元化、多樣化、多域化的演變突飛猛進，突出表現為作戰工具與指揮工具集成一體，并由初期的機器人戰士、無人武器等單體智能系統向智能專家系統、聯合全域作戰輔助決策系統等體系智能趨勢方向發展，傳統意義上指揮機構的職能逐步被擁有自主智能的“類人”系統取代。2021年3月，美軍北方司令部在“全球信息優勢演習”中，曾測試并驗證了包含作戰域感知、信息優勢、跨司令部協同三個工具在內的人工智能輔助決策系統，該系統基于名為“探路者”的感知工具，匯聚全球范圍內美軍軍用雷達數據以及衛星情報數據，創建并共享3D虛擬戰場圖像，使指揮官不僅了解作戰對手在其作戰域內的行動，還能更早、更清晰地掌握作戰對手行動意圖，增加決策空間和可選方案。

戰法設計虛實“互寓”

互寓，是指彼此共存相通，并且能夠互相包含與轉換。智能與信息都是一種無形的能量，其顯著的特性是“無聲無形”“以虛代實”“似實還虛”。正因如此，現代戰爭界域已經從陸地、海洋等有形疆域拓展到網絡、認知等無形疆域，從此域到彼域的逐層遞進、不斷虛化，引導戰法設計由昔日的“以實為主、以實擊實”轉變為信息時代的“以虛主導、虛實交互”。

武器之“虛”。信息革命創造了虛擬世界，智能革命創造了虛擬武器。在人工智能泛化的智能化戰場上，實體武器與虛擬武器兼容并蓄、交互作用，并以實中有虛、虛中有實的方式加以部署，給指揮員造成決策困境。2008年8月的俄格“五日戰爭”，俄方在大規模地面作戰行動前一日，運用僵尸網絡武器將格魯吉亞與外界孤立，并對格方政治人物發起網絡轟炸，有效保障了正面戰場的作戰行動。

場域之“虛”。繼制海權、制空權、制太空權之后，智能科技所引燃的火花正在將戰爭引向“制智權”，認知域成為兵家必爭之地。美海軍提出的“決策中心戰”概念，就是運用模塊化、馬賽克式的兵力部署將指控中心和作戰單元“去中心化”，以物理域部署之“實”，制造認知域之“虛”，使對手難以應對。2015年俄羅斯武裝介入敘利亞沖突之前曾以“中部－2015”戰略演習為掩護，隱蔽完成含50余架戰斗機在內的兵力部署，在物理域戰爭爆發之前，率先攻擊對手的認知域，俄軍運用認知遏制的手法，有效達成了戰略和戰術欺騙。

模式之“虛”?，F代戰爭模式伴隨著信息科技和智能技術發展而日益寬泛，不再局限于以硬攻擊、暴力摧毀為主要模式的消耗戰和殲滅戰，更加傾向于采取在實的場域用虛的方式、在虛的場域用虛的方式、在虛實交互的場域以虛實交互的方式等來對抗較量，如網絡戰、心理戰、輿論戰等。在2021年5月的巴以沖突中，以色列對哈馬斯武裝控制地區實施“預告式”空襲，采取事先“打電話通知”的方式，完成心理戰術輸出，以富有韌性的心理攻勢瓦解哈馬斯武裝力量心理防線。

 （注：圖文來源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